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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經濟的管理

近年來,以滴滴出行、Uber、Airbnb、回家吃飯等為代表的新興商業模式,改變了傳統產業格局、提升閒置資源配置和使用效率,推動開創了互聯網經濟的新業態,被人們概括為「分享經濟」(Sharing Economy),也稱「共享經濟」。

「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大仲馬(法)在《三個火槍手》的這句話可謂點出了分享經濟的真諦。從概念上來講,「分享經濟」是指將私人閒置的物品使用權、知識技能、時間和勞力有償地與他人進行共享,進而獲得一定報酬的經濟模式,其核心是以閒置資源換取經濟收益。

 

分享經濟的特點

綜合而言,分享經濟的特點可以總結為三個英文單詞:Platform、People和Profit。

第一是平台化

傳統的商業模式是鏈條式,在勞動者和消費者都嚴重依賴於高度組織化的商業組織,在供給與需求之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

分享經濟平台的出現,極大地顛覆了傳統的鏈條式商業模式,如滴滴出行,它將司機與乘客都納入到一個平台之內,讓供給與需求有效地進行對接和配置,省去了以前諸多中間環節,降低出行的交易成本。

同時,平台化意味著輕資產,少僱員,是對傳統商業模式的顛覆性創新,「勞動者—商業組織—顧客」的傳統商業模式將逐漸被「勞動者—平台—顧客」的共享模式所取代。

第二是重新發現人的價值

在傳統商業模式中,勞動者必須與某個商業組織建立人身依附性較強的雇傭關係,以商業組織的名義向顧客提供單一且標準化的產品和服務,勞動者個人的能力與才華都被商業組織所掩蓋。

在分享經濟的模式下,人的價值重新得到重視。勞動者與平台之間只保持鬆散的聯繫:自行安排勞動時間、可以同時接入多個平台、不再受到嚴格的制度束縛。更重要的是,勞動者是以個人的品牌、信譽提供個性化、非標準的服務,商業機構的「名牌效應」不再具有效力,消費者更看重的是建立在用戶點評基礎上的勞動者個人信譽。

第三是以營利為目的

部分社會公眾和監管機構對於分享經濟存在誤解,認為分享經濟都應當是非營利的,我們可以把此類分享經濟稱為「公益性的分享經濟」,如拼車和順風車。

但更常見的分享經濟應當以營利為目的。共享經濟的本質在經濟上是閒置資源的充分利用,從法學角度看,是使用權的臨時有償讓渡。只有每一個共享經濟的參與者都得到合理的回報,才能促進共享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

2015年9月10日,李克強總理在夏季達沃斯開幕式特別緻辭中指出,目前全球分享經濟呈快速發展態勢,通過分享、協作方式搞創業創新,門檻更低,成本更小,速度更快。可以說,在拉動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分享經濟顯現出了獨特的優勢。

首先是整合閒置資源,提升資源的利用效率。以「互聯網+餐飲」的典型代表「回家吃飯」為例,它致力於打造「家庭廚房共享平台」,凡是有空閒時間、熱愛烹飪且樂於分享的人,都可以免費在平台上開個家庭廚房;而沒時間做飯又喜歡私廚的人,則可以通過平台預訂附近的美食。

這種家廚共享模式,將眾多「家庭廚師」聚集在互聯網平台上,家廚並不需要增加多少新的社會資源,在為家庭做飯的同時,只需要根據訂戶需求多做幾份即可,所謂「加雙筷子、回家吃飯」,比較典型地描述了這種模式地特點。

其次是提供個性化產品和服務。以估值已經達到200億美元,被戲稱為 「世界第五大酒店集團」的Airbnb為例,Airbnb提供的住宿雖然廉價,但從來不追求標準化。用戶可以在Airbnb上享受到諸多個性化、本地化和充滿人情味的產品和服務。此外,Airbnb提供的不僅僅是住宿,還是一整套本地旅遊化的解決方案,讓房客能夠享受到真正的本地化獨特娛樂和遊玩體驗。

再則是重建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從傳統社會到城市陌生人社會之後,人們時常感嘆,自己生活在一個陌生人包圍的孤島之上,周圍充斥著人性冷漠和麻木不仁,早已不見鄉土中國中的鄰里相聞、互幫互助。但是,分享經濟正在改變我們的行為方式,重建人與人之間久違的信任。

有了滴滴出行,我們可以放心地坐進之前被稱之為「黑車」的私家車;有了Airbnb,我們可以在自己的家中熱情歡迎從未謀面的遠行客人;有了「回家吃飯」,我們又找回了鄰里互相守望那份溫情,封閉的家庭廚房變為「鄰里食堂」——「安心飯菜,鄰里共享」。可以說,我們進入了一個因分享經濟而打造的親密時代。

 

規制分享經濟的原則

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國家戰略鼓舞下,分享經濟迎著「互聯網+」的風口快速飛升,除了我們熟知的「滴滴出行」、「回家吃飯」,還有中國版Airbnb「小豬短租」、主營居家養老的「陪爸媽」、開發城市周邊游的「懶人週末」等,可以說每一個傳統產業,都可能被分享經濟重構。

不過,法律和政策的更新往往落後於商業和社會的快速發展,為了適應「互聯網+」時代的產業升級,我國也在積極完善相關政策法律。針對分享經濟的規制問題,以下幾條原則值得思考。

第一,瞭解技術與商業模式,規制應當建立在技術與商業模式革新的基礎上

我們知道,任何一項行之有效的監管政策一定是建立在充分的實證調研的基礎之上,這就對政策制定者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監管政策應當符合行業的發展現狀。

在互聯網時代,技術日新月異,商業模式層出不窮,很多新生事物都處於監管的真空狀態,如果忽略技術與商業模式的創新,仍然沿用過往的監管思路,甚至直接套用已有的監管政策,監管效果不僅會大打折扣,更有可能直接扼殺新興的經濟業態。

電信行業為例,比如短信和微信,前者是基礎電信業務,後者屬於增值電信業務,如果套用對短信的政策以管理微信,無異於緣木求魚,監管效果南轅北轍也就不足為奇了。我國目前對此區別的監管態度,恰恰促進了電信產業的大發展。

再以交通行業為例,比如出租車和網約車,二者實現的機理和借助的技術手段都不一樣。一個是巡遊攬客,另外一個是網上預約;一個是借助車載里程器計價,一個是通過智能手機和GPS信號計價。

優秀的立法者或司法者應該及時更新知識,掌握行業動態,緊跟技術創新的步伐。舉例言之,2015年,倫敦的出租車司機行業協會提起一項司法訴訟,主張打車軟件所依賴的智能手機等同於出租車計價器(taximeter),進而違反倫敦的禁止性法律。

10月16日,英國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法官在比較計價器與智能手機的計費機制後,最後判決智能手機不屬於出租車計價器,因而網約車在倫敦可以合法運營。餐飲行業為例,都是提供餐飲服務,「回家吃飯」的模式與傳統餐營業有很大不同,它是私家廚房在滿足自家需求的同時分享給周邊訂戶,傳統餐飲業的監管思路不可簡單套用。

第二,差異化監管

差異化監管,不是說分享經濟不需要監管,而是在監管過程中,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根據被監管對象本身的特點,尤其是面對新生「商業物種」的商業模式、經營方式等與傳統不同,不能削足適履,強迫新事物符合舊的監管框架,而應在監管中鼓勵創新,寬容試錯。

在這裡,又不得不提倫敦交通主管部門的經驗。在倫敦,出租車司機獲得營業執照必須參加「知識考試」(Knowledge of London),該項考試被稱為世界上最難的考試,應考司機需要記住倫敦市區2.5萬多條街道以及市區內2萬多個標誌性地點或名勝古蹟,平均需要4年時間學習,而且每5人中只有1人能順利通過考試。

不過,網約車司機申請執照卻不需要參加此項考試。因此出租車司機多次抗議,認為此舉極不公平,監管政策應該一視同仁。倫敦交通局並不認同出租車司機的主張,他們認為網約車使用智能手機上地圖類App進行導航,識別能力不亞於通過「知識考試」的司機,所謂的「不公平」是技術更新自然導致的結果,因此網約車司機無需參加此類考試。

第三,適度性監管,保持權力的謙遜

適度性監管,實質是監管機構要保持權力的謙遜,對於市場的創新,更多應該交由市場規律來處理。在分享經濟時代,商業組織的作用被弱化,分散經營的個體化商家將是主要的市場參與者,如在美國,自由職業者的數量在2015年已經突破5000萬,而從技術上,行政力量很難真正做到對數量龐大的個體化商家進行監管,其監管責任更多需要轉移給市場,需要平台企業承擔更多的責任。

例如,管制出租車行業的主要目的是保障服務質量和顧客權益,而網約車的出現,提供了更優質、更廉價的管制解決方案。相比之下,延續至今百年的行業准入、專營制度顯得笨重低效。

2015年10月19日,國務院發佈《關於實行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制度的意見》,提出我國從2018年起全國統一正式實行「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制度」。在此制度下,國務院以清單方式明確列出在中國境內禁止和限制投資經營的行業、領域、業務等,清單之外的行業、領域、業務各類市場主體皆可依法平等進入。

可以說,負面清單制度絕好地體現了適度監管的原則,權力保持謙抑,賦予市場主體更多主動權、激發市場活力,構建更加開放、透明、公平的市場准入管理機制。

第四,不要陷入泛安全化誤區

在分享經濟的監管方面,泛安全化現象很嚴重。其實每個行業都有安全問題,電信行業涉及國家信息安全,交通行業涉及道路交通安全,餐飲行業涉及食品安全,諸如此類。

有人總是喜歡用安全問題來否定分享經濟的每一次商業創新,但又說不出太多所以然來。就好比在中國,打火機是不被允許帶上飛機的,理由是維護飛行安全。但是我們具體深究,打火機到底在哪些層面、有多大可能性危害飛行安全時,我們是否做過詳細而有說服力的論證?其實,美歐很多航空公司就沒有禁止攜帶打火機上飛機的規定。

不可否認,分享經濟不可能實現百分百的安全,但在討論分享經濟的安全性時,需要明確兩個方面的內容,否則很容易陷入泛安全化的誤區,進入無意義的爭論:第一,此類商業創新是否比傳統行業帶來更多安全問題;第二,新產生的安全問題是否可以通過配套制度加以解決。

餐飲行業里的「回家吃飯」的食品安全保障,「回家吃飯」平台通過採用「信用機制+懲罰機制+保險」的綜合手段打消顧客的疑慮。網約車也可以通過司機背景審查、車輛審查、保險等綜合措施來解決相關的問題。

第五,規制應以促進發展和創新為目的

安全問題與發展問題,類似油門與剎車關係。如果不踏油門加速,單純踏剎車,連汽車存在的意義都沒有了。在技術創新與規制之間,歷史上曾有兩次經典例子。

互聯網商用初期,網上盜版橫行,網民可以隨意分享盜版文件等。如何促進互聯網產業發展,同時保護版權?1998年美國頒布《數字千年版權法案》(「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簡稱DMCA)。該法通過國內立法的方式,對網上作品著作權的保護提供了法律依據。

該法確立了限制網絡服務提供商責任的「避風港」原則。該原則指在發生著作權侵權案件時,當ISP(網絡服務提供商)只提供空間服務,如果ISP被告知侵權,則有刪除的義務,否則就被視為侵權,即「通知-刪除」制度。該法一方面加強了網絡版權保護,同時又對網絡服務提供商的責任予以限制,促進了產業發展。目前為各國立法所效仿,也包括我國。

再舉一例,1984年的「索尼」一案中,被告索尼美國公司製造並銷售了大量家用錄像機,而原告環球影視城就一些電視節目擁有版權。由於購買家用錄像機的一些消費者,用錄像機錄制了原告的電視節目,原告於1976年在地方法院起訴索尼侵犯其版權。原告主張被告製造和利用了家用錄像機,構成了幫助侵權。

美國最高法院認為,索尼提供的錄像機可以複製所有的電視節目,包括無版權的,有版權而權利人不反對複製的,以及有版權但權利人不願讓複製的。而索尼的錄像機主要用於非侵權用途,落入了合理適用的範圍,最高法院最終以微弱多數支持了索尼,從而迎來了錄像機技術的迅速發展。

試想如果當年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稍稍一動搖,似乎這一先進技術的前途就不像今天那麼明朗,甚至有被扼殺的危險了。可見,規制與發展之間可以找到很好的經典的平衡,而不是單純的扼殺。

 

從「監管」轉向「治理」

在我國,長期以來政府監管的理念深入人心。雖然治理與監管表面相似,其理念卻大不相同。監管強調的更多的是政府單方面的管理,而互聯網治理更多強調多元化的參與,不僅包括政府管理,也包括行業自律、企業參與、消費者意識提高等等諸多因素。

不僅如此,與一味強調政府監管相比,治理的理念更加強調市場的力量,通過市場的充分競爭,可以實現監管的目的。如用戶權益保護方面,分享經濟行業競爭激烈,企業需要不斷提高用戶體驗,保障消費者權益,抓住用戶,才能在市場競爭中獲得生存並爭取有利地位。

因此,對分享經濟的管理思路應該由「監管」向「管理」轉變,充分發揮市場「無形之手」的作用,在「互聯網+」時代讓互聯網企業有更大的作為,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實現互聯網的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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